摘要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30年代初国片复兴运动的悲情伦理片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其结局整体上呈现出从“天良发现”到“寻找出路”再到“根本解决”的演化路径。电影结局的演变、发展路径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在这条演化之路上,有一个法则主导着思想观念的选择。中国早期电影表现出与理学如出一辙的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知识的人文理性取向。无论是“天良发现”,还是“根本解决”,具体时代的行为规范固然大不相同,但那个“万物一理”的普遍原则仍然成为它们本性的源泉,人的“善”与社会的“善”,都来自那个普遍的形而上的“善”。无论是“天良发现”建立起来的“立人立家”,“不解决的解决”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出的“破家立国”,还是“根本解决”对现代国家的构想,都饱含中国早期电影对一种新的国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一个新型国家的期待、设计和想象。
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31-143,共13页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BC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