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虽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文史研究往往强调“厚今薄古”,但是对于“古”的书写又时常作为象征行为出现,这一行为不可仅仅化约为作者个人意图的展现,毋宁说是对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回应。陈翔鹤创作于1960年代初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正可作如是解读。参考当时的批评者所指认的核心问题,两篇小说所具有的对话性质也得到了揭示:陶渊明对生死的看法与革命者的生命观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嵇康受刑前弹奏《广陵散》所带来的效果,则似乎在提示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适当调整情感与政教之间的关系。由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古为今用”意味,也暗示出知识阶级难以真正“解脱”的东西。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北大核心
2023年第6期72-79,111,共9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