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谱大成》编纂新考

以新见的《曲谱大成》四种残卷,加上学界以往所见三种残卷,可复原《曲谱大成》的原貌:格律谱和工尺谱并存。《曲谱大成》编纂的直接动机在于解决曲谱中宫调混乱、腔板错杂、不辨阴阳、宫调缺失的问题,同时,《曲谱大成》的编纂还有政治统治、文化归服等层面的意义,是清廷系统、集成式文化工程的一部分。窜入孔德本中的《律吕正义》原稿本,当写成于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至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间,则孔德本当为康熙年间稿本,《曲谱大成总论》当成稿于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前,《曲谱大成》是在康熙末年成稿的官修曲谱。于振在雍正元年才进入内廷,故既不可能作《曲谱大成总论》,也不可能参与编纂《曲谱大成》。于振“叙其大概”的成果即《订正宫调二十二则》,用康熙十四律,故其二十八调中十二调的调高已经发生变化。乾隆初年,于振主要担任《律吕正义后编》分校,并未参与《九宫大成》的编纂工作,他仅为《九宫大成》“叙其大概”(乾隆九年)、并作序(乾隆十一年)而已。孔德本的杂论实际上是《曲谱大成总论》的直接材料来源和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