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出处
《广西社会科学》
2024年第1期146-155,共10页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基金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区位的影响效应研究”(2020WTSCXO33)
广东海洋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DI区位选择的环境规制效应研究”(C21812)
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R2004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环境规制对粤西地区海洋产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GD20YDXZYJ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