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均三宫”谬说再辨

Re-discussion of the fallacy of“Tong Jun San Gong”

《中国音乐学》近期发表的三篇有关“同均三宫”的文章,其宏论要旨与黄翔鹏“同均三宫”概念的内涵原理完全相悖。杜亚雄只认识到了“同均”中的“数理逻辑关系”(五度链),忽略了“三宫”(三种音阶)的“形态特征”及“民族属性”,得出了“‘同均三宫’在世界各国各民族音乐中普遍存在”的错误结论;崔宪缺乏对史料的充分理解和去伪存真的系统梳理,其概念把握不够精准,内涵解读有失偏颇,所谓的“新例证”大都无法对“同均三宫”起到明确的支撑作用;张振涛彻底颠覆了原有“同均三宫”概念的内涵界定,其极具“创造(新)性”的学术观点,为三十余年来所仅见,尤其是将“同均三宫”完全寄寓于冀中大曲及其“七声锣盘”的学术理念,将“同均三宫”原理推向了无法解惑和难以企及的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