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建构、解构与新构——兼谈“心学”与中国现代抒情的内生性

研究中国现代文论者大都知道,周作人提出“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中止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传统命题。又因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张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因而人们往往把“发乎情,止乎情”这一新的抒情观视为西方思想旅行的结果。其实,明清时期,“心学”流行之际,诸多文人就开始解构“止乎礼义”。大体说来,汉儒建构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命题,宋理学家强化了这一命题,“心学”解构了“止乎礼义”。“五四”时期全面摆脱封建礼义束缚,承继“心学”,新构了“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走向了现代抒情时代。因此,中国现代抒情的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思想的外缘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内生影响,正是“内生外缘”的结合,才构成现代抒情发生的两重机制,而非是西方思想的单一移植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