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有过“昙花一现”的“革命”转向,随后便与创造社同仁分道扬镳。本论文尝试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施蒂纳”因素,或者说施蒂纳的思想为何会对郁达夫转向期间的思考和行动起到重要作用。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是“零余者”,而是有着高度主体自觉与自由认知的现代个体,但同时郁达夫也将“唯一者”的“颓废”作为一种主动反抗的人生态度而与“浪漫”相混淆。郁达夫在这其中呈现出的思想、身份认同的矛盾折射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文学向左转的岔路口上面对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反现代等诸种中国现代历史难题时的困顿与探索。
出处
《现代中文学刊》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04-112,共9页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