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作于丁玲思想改造的特殊时期,后因其间的叙事留白引发争论并形成舆论声浪。无所不在的“说”为文本的经典落定造势,也成了透视“丁玲逻辑”的微观窗口。无论是失节主人公贞贞还是丁玲本人,在“说”的同时也必然处在“被说”的境地,以言语为载体的异质性经验在双向流动中超越了简单的交互关系,演变为一种在相互观照中的复杂纠缠。各主体在多重话语的叠合下实现自我改造,乃至重塑精神结构。将“说与被说”作为文本阐释与经典认定的结构性装置,既能把握《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内在性叙事和贞贞形象的嬗变,又可以此为径,探寻与贞贞血肉难分的丁玲如何找寻主体定位,弥合知识分子主体与革命政权间的复杂裂隙。
出处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4年第2期135-144,共10页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