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從靖康之變到紹興和議,宋廷爲應對連綿不斷的戰争,大肆發放度牒以獲取軍資,佛教勢力趁機而起。紹興和議後,宋廷的注意力轉移到境内社會治理,宋高宗對包括佛教在内的各類宗教加大了監管力度。爲了限制佛教的發展,宋廷長時期不發放度牒,及時收繳死亡、還俗、逃逸僧人的度牒,約束出家人的傳教活動,貶謫支持佛教的官員,將無主寺院的資産充公,向僧徒徵收較高的免丁錢。高宗的限佛政策不疾不徐,二十年間,佛教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僧尼數量明顯下降。高宗限制佛教,能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凸顯儒家道統,減輕百姓賦税負擔,利用寺院安置北方流民,有助於恢復被戰争破壞的經濟,鞏固宋朝在南方的統治。
出处
《文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112-131,共20页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兩宋之際雜史輯佚與研究”(20CZS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