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一种说法是“《通鉴》不载文人”,因像屈原、杜甫这样的重要文人的事迹,均未被《通鉴》所记载。但如果我们详细审视《通鉴》,则会发现,与纪传体史书甚至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确实较少,但也并非完全失载。不过很多文人即使被记载,也不涉及其文学活动。《通鉴》所记载的文人与文学活动,一般都有“资治”的目的在,或告诫士人不当像很多文人那样浮靡放荡;或告诫皇帝应以利于治国为择贤才的标准,而不应过于重视其辞章之华美;或旌表那些为文以劝谏国君,有益资治的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编年体史书本就有多记国家大事而忽略其他史迹的倾向,但与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在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时持更为严格的立场。在《通鉴》之后的编年体史书中,《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等继承《通鉴》较严格的记载文人的规则,《资治通鉴补》《明通鉴》《国榷》等则更为宽松,甚至主动变通体例以记载更多的文人与文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