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Editor’s Afterword

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国文体学研究”“词学研究”“早期中国思想研究”“乡村振兴研究”等专题专栏,刊文凡20篇。许多文化史上习以为常的“常识”,尤其是具有概念和理论形态的常识,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往往会在无意之中,令读者失去追问的自觉。其实,一种“常识”的形成,往往夹杂了许多纷乱的现象,经历模糊甚至跳脱的过程,而使得相关结论似乎凌空而来、突兀而至,并因此而惊艳一时。但在勾勒“常识”的形成史时,这种模糊、杂乱甚至跳脱的过程,便不能不经受追源溯流的求真考察。学术的趣味和意义也部分在此。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关注“四大文明”学说有年,他考订源流,裁断众说,便是检验“常识”的一次有益探索。在石川祯浩看来,被中日两国奉为常识的“四大文明”,其思想根源竟然在西方,并在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中,逐渐沉淀下来。模糊了来路的常识,总是让人心里不安的。“常识”二字之所以要打上引号,便是彰显其认知范围的特殊限定,在一种极具普泛性的常识与一种相对范围内的常识之间,“常识”不仅有大小与高低之别,而且有虚实与真伪之别。再复杂再跳脱再混沌的世界,也需要清晰而精准的学术来唤醒可能沉睡已久的事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