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时期大后方导演编创剧本有对接案头与场上创作的考虑,可借此缓和“剧本荒”下剧目资源与演出客观条件以及导演主观追求的不匹配。导演编创剧本能更好地整合、利用现有艺术资源,维持戏剧事业的生存,获得借演出表达立场、宣泄情感的机会,也可为舞台风格化探索寻得实践空间。导演编创剧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后方演剧活动的开展,也为包括不少“新手”在内的编剧提供了参照。但在艺术资源贫弱的大后方,导演编剧多为保障自己或他人排演的顺利可行,他们更看重剧本“整合演出”的“功能性”,而非“艺术性”,最终导致编创剧本质量的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