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虞万里在《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2期撰文指出,经与传记注疏之分合,是经典注疏学与文本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孔颖达认为以传附经始于马融的《周官传》,此说延续了一千四百年。经传分行是历史上某一时期之客观形态,是古代经典流衍初期的实际状况。先秦下及西汉受书写形态限制,“传体”可以有与经文并行不的自由。但深入研探先秦两汉存世文献和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牌帛书,可以发现以传附经之文本形态早已存在于春秋、战国以还的诸子百家著作中。先秦以还的传记注疏,各自因应书写载体之不同和阅读、研习之需要自然而然地改变其形态。
出处
《新华文摘》
2024年第17期161-161,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