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傳統經學研究中,學者討論經書範圍的問題,多從五經、七經、九經到十三經這一經書數目遞增的綫索展開,而很少涉及經書的内部結構。以官方制度内的經學爲視角,“正經—兼經”作爲經書的二元結構一直存在並推動經學的持續發展,正經指士人主攻的經書,一般指五經及其傳記;兼經指士人在專習正經的同時須兼習的經書,一般指《論語》《孝經》《孟子》等儒家子書。正經是主要的、主導的,兼經是次要的、附屬的。“正經—兼經”的各自内涵及相互關係都經歷了複雜的歷史變遷,其總體趨勢是:從漢至唐,正經由五經擴展爲九經,宋以後又縮減爲五經;兼經由《論語》《孝經》組合,在北宋熙寧變法之後變爲《論語》《孟子》組合,最後到元代演變爲四書組合;正經地位日趨下降,兼經地位日趨上升,到元代四書五經成立後,二者地位翻轉,兼經翻轉爲正經。充分認識“正經—兼經”的二元結構,對經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