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变局”时代的晚清社会,各类欺诈现象愈演愈烈,其危害大者包括“掉包”“放白鸽”“人口拐卖”“冒充官员”等十余种,依侵权性质可分为“物的欺诈”“人的欺诈”与“信誉的欺诈”三大类。行骗成风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有很大关系,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病”的表现之一,也印证了晚清社会治理的不良与困境。以《申报》为视域,既有利于还原各类骗局的细节与内情,也可深化对于晚清欺诈现象社会面影响的认识。各类欺诈行为频发增大了城市社会的“公共危险”性,减损了民众对于城市的信任,增加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成本,阻滞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用“公共信用的‘漏桶’”或可形象地说明社会欺诈之于城市近代化发展的不良影响。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9期164-175,共12页
Social Science Fr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