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冯天瑜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间,主要着力于三项研究工作,即以撰述《周制与秦制》为主的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研究、文化生态学研究及对平生学思历程的回顾与系统总结。他基于梁启超提出的文化“共业”说所建立的“文化结构”理论,在晚年进一步完善成熟,构成其深邃哲思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基本路径。在新冠疫情期间,他透视文化“共业”,解析文化生态,心系生民疾苦,积极撰文发声。通过分梳周、秦、汉以降之制度文化,参酌晚近西制,批评“制度决定论”,旨在融会创新。同时,他心系经世致用,进一步深入开展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的研究,并始终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工作。冯天瑜先生身后陆续梓行的遗著五种(及在台湾地区重版之旧著四种),集中表达了这些学术思想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