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末期,我曾在北京舞蹈学院任舞蹈学专业教授并担任学院主持院务工作的副院长。彼时湖北的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套关于“长江文化研究”的丛书,约我撰写其中的“长江舞蹈”。我向出版方提交了撰写提纲并签署了相关合约,但因不久后调任国家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任职而未能践约。不过研习关于巴蜀、荆楚、吴越这三大区域的历史舞蹈文化,影影绰绰、却也隐隐现现地在脑海中流连。2015年9月,退休后我受聘于南京艺术学院,任舞蹈学院院长兼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彼时的叶笛刚从四川大学获博士学位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不久,她作为舞蹈学院舞蹈学系的年轻教师尤为好学上进,因而希望进本校博士后流动站在我的指导下继续深造。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涵化与适应:文化变迁中的羌族舞蹈》,她想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化。我认为这样去完成“博士后”工作有“虚度”之嫌,于是想到了自己当年爽约的“长江舞蹈”——一方面,与叶笛的博士论文有所关联(当然更为宏观了),另一方面,我当时也在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院长的认可下去探索“长江流域舞蹈高等教育联盟”内涵与机制问题,因而与叶笛商量做“长江舞蹈”。令人欣慰的是,她迅速拓展了已有的研究并以“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研究”课题获得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立项。同年9月,叶笛进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并将区域舞蹈文化互动作为自己新的学术增长点,坚持至今。
出处
《舞蹈》
2024年第5期100-104,共5页
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