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参与式文化”理论经过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旅行,融入到中国数字网民的行动实践中,形成了本土化的知识生产与经验拓展。从詹金斯的“文本盗猎”概念产生的社会语境切入,在“积极受众观”影响下,参与式文化的提出映射出了文化生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性变动,肯定了粉丝作为意义操控者和文本生产者的主体性。在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与可供性作用下,用户广泛参与并成为文化实践的主体,同时参与构成了公众的日常化生活实践和文化协商空间。因此,对“参与”概念的细化、关系理清与公共价值探讨,有助于理解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大众面向与实践困境。参与式文化实践与中国的“全民参与”理念逐渐汇流,可以从参与的主体范畴、方式选择、运作结构三个方面,反思粉丝概念及其社群实践、受众数字参与行为的偏向、公域与私域界限的博奔等问题在中国场域内的转化与延异。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北大核心
2024年第8期26-37,共12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