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人机传播中,机器这一交流对象的技术属性得到许多关注,但关于其在交流中对文化因素的感知和应对能力的相关研究还不多。人工智能的三种主导范式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均存在局限,文化被外在地通过符号形式的表征和基于算法规则的计算赋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缺乏对交流中具体文化背景和语境的认知,主要进行的是信息的加工和传递,而不是创造一个与人类共享文化意义的“交流过程”,使人机交流模式偏向了詹姆斯·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传递观”。鉴于文化与传播的同构关系“,让人工智能有文化”的重点或许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其交流能力的增强“,具身”对人工智能在交流中感知文化因素和习得文化经验来说也非常关键。当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与人的“交流”实现文化意义的创造和共享时,它才能更加充分地成为人机传播中的交流主体。
出处
《新闻与写作》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0期25-35,共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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