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将西安讲学放在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行动的背景下考察,可以看到西行讲学背后一系列事件与心理的背景,西行是第二次绝望时期鲁迅走出困境的尝试。西行打断后来结集为《彷徨》的小说写作,归来后转向更为内在的《野草》,风雨黄河的生命历险或使《野草》的写作提前到来,从此两种文类交叉并进,推进了鲁迅冲决绝望的进程。“杨贵妃”的写作计划并非西行的主要动因,此计划应产生于1922年底的《不周山》时期,此时《呐喊》转向历史题材,小说史研究中对杨贵妃的关注也促进了对此题材的思考,然而在面向自我的《彷徨》《野草》中已不再有“杨贵妃”的位置,在历史与现实杂糅的《故事新编》中也难以纳入这一存在。鲁迅后来屡次提起“杨贵妃”实与其带有“历史癖”的学术兴趣相关。
出处
《鲁迅研究月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0期23-32,共10页
Luxun Research Monthly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33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