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辽代“四六”脱胎于唐末五代幽、蓟诸州的幕府文书,其格法体制及传变节奏实与中原相仿佛。史称自耶律德光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殊不知五代之初耶律氏已“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而自割地之后,燕、蓟文人多能通过“举选”入辽为官,俊逸者至能入翰林,掌诰令,而其“四六”之作亦能传承幽、蓟旧章质朴淳厚的风格。辽圣宗时代,南北交流日渐频繁,辽境文人自觉取法北宋,尊重《文选》,倾慕“杨刘”,其“四六”作品刻画细腻,偶对亲切,直可与中原文章相媲美。兴、道两朝,辽“四六”撰述水平显著提高,其时部分文人传承“燕许轨范”,以博学济文章,追求深醇雅健,另一部分则在“欧、苏”风神的激励下,积极超越“准绳”限制,令“四六”制作呈现出自然淳质才气超逸的新境界。要之,南北文章根脉相同,以传世篇章为据,分析辽代“四六”兴衰嬗变的内在轨迹,无疑有着讨源及流、拾遗补阙的重要价值。
出处
《江海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6期227-236,共10页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史之学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及互动研究”(项目号:21AZD13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