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桂海论丛》1992年第4期,刊登了曹裕文写的《再论桂林文化城之成因》一文,就拙文《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及党的领导作用新探》 (刊《广西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与我商榷,我欣然接受。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曹文为《管见》,姚文为《新探》。我以为,《管见》与《新探》,有以下四方面的不同意见:文艺城与文化城的概念差别;抗战时期时限的差别;成因与性质有区别和成因与性质密切相联系的差别;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看还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
出处
《桂海论丛》
1993年第1期95-99,27,共6页
Guihai 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