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同文馆和广州博济医校都创办于1862年,是中国大陆最早引进并采用西方专业教育模式的近代学校。两所学校40多年的教学活动正处在中国教育大变革的前夜,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但两所学校办学性质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一为满清政府官办,一为医学传教士私人办学,因而办学宗旨存在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两校的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的价值取向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同文馆始终处在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也使得学生不停地观望政治形势,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未来的政治出路,大部分成为清廷涉外部门的中坚力量或是外交翻译人才。而嘉约翰的'为国培元论'实际上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博济医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康广仁参与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或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