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部典范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在创作原则、性格塑造、叙事模式诸方面与中国史传文学都有着极密切的内在精神联系。本文拟就《儒林外史》的写实原则与史官传统的关系略作探讨。一我国古代史学家向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南史至而贼臣书”(同上),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由于孔子的表彰,董狐、南史成了中国史学的善恶原则的最高典范。孔子本人所作的《春秋》,发扬了“书法不隐”的传统,后世有“《春秋》成而逆子惧”之说。经由历代史学家代代相承,“实录”不仅成为史家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而且成为史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出处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1期73-78,共6页
Journal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