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清初至乾嘉时期的学术走向进行了重新考察,试图表明明清之际的学术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追求与以博文为形式的单纯'为学'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首先对明末清初学术之大势进行了概要性叙述,对梁启超关于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说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乾嘉'汉学'实不足以承续顾氏的学术精神,推顾氏为'清学'开山,也未足以推崇顾氏。文字训诂名物典制的考证之学,本质上是疏离于甚至逸出于'明道'的学术传统的,不仅未能上接顾氏学术的根本义旨,而且也为戴震学术的某种质变形式。而'宋学'的重新张扬与'今文学派'的重登舞台,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则表明学术以'明道'这一本原性价值取向在现实性上的重新挺立,所以将'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仅视为'门户之争'并不恰当,是忽略了其思想史意义的。'宋学'与'今文学'的合流,既导致以考证为特征的'汉学'衰微,也使'明道'再次成为学术主题,并由此而转向于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国学术正由此而进入于近代。
出处
《暨南史学》
CSSCI
2012年第1期299-327,共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