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大赋家杨雄早年极好辞赋,晚年著述《法言》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并声明自已“壮夫不为”。杨雄为什么鄙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了呢?后世人一般认为,杨雄是因为认识到了辞赋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之义。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中讲,辞赋“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杨雄所以追悔于‘雕虫”贻消于‘雾”者也”。游国思、王起等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这样写道:杨雄晚年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无补于规谏……失去了讽谕作用。”
出处
《教学与管理(中学版)》
1984年第1期58-61,共4页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