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佛法自两汉之际东进中国,所译佛经约达八千余卷之巨(参见《实用佛学辞典》序一),论佛之书更是无可计量,历代出现的佛经专科目录也至七十七部之多(见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篇》),但对经录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和专著却屈指可数。宋郑樵撰《通志·校仇略》,对目录的类例、著录和提要等多发前人之未发,成为目录学系统研究的开拓者;清章学诚著《校仇通义》,提出目录应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于目录学多有创见。但是,这两位目录学大家都未涉及佛录,故有人叹道:“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伪必更有进,可断言也。”(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下简称《位置》)
出处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3期86-91,共6页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