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协同的理论聚焦与实务演练既为公众参与提供制度化路径,又为政府负责提供价值性目标。在社会协同实践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工具性、渗透性与协商性决定着权力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此结构基础上,官僚制组织的集约化行为一方面巩固与强化着"中心—边缘"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官僚主义的弊病。在文化流向层面,极端现代主义统合下的技术理性崇拜与工具主义信仰,造成社会管理系统简单化的思维与确定性的追求,继而削弱了多元化的政治认同与社会价值目标,致使社会协同的实践成为幻影。
出处
《领导科学》
北大核心
2013年第07Z期17-19,共3页
Leadership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