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歐游前後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變動

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至1917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1918年'專爲青年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1920年歐游歸來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