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末馮贄《雲仙散録》玄奘'印普賢像'是關於中國印刷術起源的最早的一條文獻記載。《玄奘'印普賢像'質疑》一文的精神是對的,但考察的普賢崇拜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玄奘本人的佛教信仰這兩個貌似證僞的證據,並没有把握住佛教史發展的實質。文中所説四大菩薩屬於民間信仰的範疇,是有關菩薩道場説法興起後才有的,是很晚近的事。玄奘'印普賢像'與'菩薩道場'無關。普賢傳入中國,始於西晉竺法護翻譯的《佛説如來興顯經》、《度世品經》和《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這三部經典關於普賢行、普賢境界以及法身理論,著力塑造的修行達到最高階段的菩薩——普賢,把普賢奉爲菩薩修行的榜樣。晉譯華嚴在主要學説方面没有實質性突破。玄奘'印普賢像'更與後兩譯《華嚴》無關。因而《質疑》所説《華嚴經》傳入中土的三個完整版本並不能用來證題。何況,華嚴部經典没有對普賢具體形象進行描述,普賢形象主要來自法華部經典及以後的密教經典。自普賢行作爲佛教的一種重要修持方法後,就出現了形象各異的普賢造像及相關經變畫。但不能根據5世紀六七十年代北方佛教造像、北魏佛龕造像和隋唐龍門佛龕造像中較多彌勒造像,來推斷'唐代以前普賢像的雕造是極爲少見的'。玄奘對彌勒的虔誠崇拜與'印普賢像'並不矛盾,並不能否定玄奘'印普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