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兩漢典籍記録了各種被逐者,桀與四罪是其中的典型,桀代表新舊秩序更替中的被逐者,四罪屬於統一秩序内部清整下的被逐者。湯放逐桀涉及君臣失序的問題,各典籍對此的叙述出現四個不同的角度。堯、舜放逐四罪是構建理想天下秩序的重要環節,四罪被逐漸經典化,與四凶混爲一體,同時衍生出四佞之稱。桀和四罪主要以反面被逐者形象出現,儒家思想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與此唱反調的主要是《莊子》,但幾乎没有引發共鳴。不同典籍基於彼此的目的,各取所需地以不同角度展開叙述,同樣是桀或四罪,在被逐者語境中卻可達成不同功能,叙述角度的選擇隱含著話語權的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