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细读周作人的早年日记会发现他涉笔时的两大类主体性内涵,一类我称之为'审美—耽美'性文字;一类则可称'讽世—感慨'型文字。这两类文字在周氏早年日记(1898—1906)中是常在的,有时前者偏多,有时后者偏多,交集回环,构成了周氏早年日记里不可不辨的存在,在其背后联动的则是周作人不乏敏感与深度的个人气性以及颇具时代信息的人生风貌。追索起来,不乏启示。这里所说的“审美—耽美”,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活动,更同时作为一种主体生存心态,强调生存主体在“美”(美食、美物、美景等)之对象间的非凡用心:她/ 他往往用这种非同一般的用心铸成或一“文化—精神”信息,借以抵挡一般意义上注定凡俗难挨的乏味时光,从而具有一种恒常性的、抵挡生存消极面的精神光度。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命哲学视野下的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