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01至1902年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围绕主张"世界主义"还是"国家思想"发生分歧,梁启超在言行上开始独立。对于康有为的核心观念"大同之说",梁启超不以为然。通过参照"近日西人著述",他发现"大同之说"已经"久为陈言"。但是这一理论出自"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的康有为的"自成",又给予了其时正在建构"本国学术思想"的梁启超以信心。故而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康有为书写中也就呈现出了策略性与复杂性。从传记开始,梁启超在史著、寿序与祭文等多种文类中进行过康有为书写,其中有"常"也有"变"。梁启超对于康有为的认识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于自己的认识过程。在每一次转变时,康有为都是他首当其冲需要面对的传统。
出处
《励耘学刊》
2013年第1期117-133,共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