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王》识李白之为

判断李白在永王之行中的幼稚与否,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李白本人的联系。本文认为李白'政见幼稚'的罪名实难成立。李白无论在个人愿景,还是隐晦的朝廷权争之中,他的行为都是符合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就其性质而论,尚属运气不佳,朝廷变化莫测,而非豪情幼稚之为。李白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实非明智,但任何行为都是社会的产物,单以后人的眼光孤立社会与个人的关联,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