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闻一多在其前期执著地认为屈原死之动机并非“忧国”而为“泄忿”或“洁身” ,然而到了后期即在抗战的烽火中 ,他在肯定后者的同时 ,又终于肯定了前者。当然 ,无论肯定前者抑或后者 ,他的视角都和前人如刘安和王逸不同 ,尤其是他之屈原“忧国”说 ,跳出了传统的“忠君”和“爱国”认识为一体的窠臼而赋予了崇高的内涵即为人民鼓与呼。虽然说无论闻一多还是他人对屈原的评价都是托以言志的象征性“兴象” ,然而却使我们从中看出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03年第3期83-87,共5页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