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树理说过,他写小说总是有感而发的。“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遭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①“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②同样的理由,赵树理写了《福贵》。福贵是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不但地主阶级歧视他,而且连村里人也都说“他是一个招惹不得的坏家伙。”赵树理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是:“那时。
出处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1期112-114,共3页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