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1987年)中,“作品叙述”隐秘了“我”对“初美”的爱慕和就其爱慕的特权化。从整个情节发展上看,故事的中心与女主人公是“直子”,同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的故事世界正好相反,坚守“完美”与“正確”的直子被视为“扭曲、歪曲”并“逐渐沉沦”的人物,弥漫于整个作品的正是这種不得不将以迎合残破并醜陋的现実世界为“正常”而産生的绝望与虚无。但实際上,这样的内容仅出现在描写1969年春天至70年秋天之间的回忆录中,“作品叙述”通过言及超越作品现在時間十几年后的“初美”之死,已悄然地颠覆了上面所说的世界。“初美”的清纯通过她的死亡得到了超越性的永生,而主人公将自己少年时代的無限憧憬寄托于如此的“初美”,則意味着“我”的青春期也将以一種空白的形式而@取特权。如果作为本作品时代背景的1969年是意味着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及其代表者中产阶级的自我否定,那么作品人物“初美”和“我”则作为表象中产阶级男女两性的典例,一起在“平凡”和“正常”外衣下,将战后中产阶级的具体内涵封存,并最终通过死亡来予以其世界永生。作品中,一方是固執于与现实世界不相融合之正义的直子,一方是聪明地弥足着不完美世界的绿子,而相对于前者之死与後者之生,在文本<价值>的源头之处,对于“初美”的爱慕被暗喻为渲染着世界每个角落奇迹般美麗的夕阳,終始悄然地生息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