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目漱石的作品最早被翻译到近代中国的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挂幅》《克莱喀先生》《猫之墓》《火鉢》及《萝十夜》中《第七夜》;第二类是《我辈是猫》《哥儿》《草枕》《三四郎》等集社会批判意识与写生文之俳味于一体的小说;第三类便是文学理论题材的《文学评论》。《三四郎》以降的心理小说在近代中国文坛偶尔也会被提及但均未有译本出现。关于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动态,日本学者一户務曾在《映现于中国的漱石片影》(1936年)一文中论及謝六逸、章克標、崔万秋之间翻译技巧的孰优孰劣,至于译者们在翻译的同时又是如何对漱石文学进行介绍的却并未详述。对于漱石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鲁迅与周作人之外,謝六逸、章克標、崔万秋等人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此外即使一般极少会与漱石文学同时被提起的創造社同人(郭末若·郁達夫·成倣吾)与漱石的《文学评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