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植的“中正温雅”说

李植(1584—1647)在韩国汉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地位,与张维齐名,是朝鲜后期较早反对拟古派的人士之一。为了反对复古文风,李植提出了'中正温雅’说。'中正温雅’见于李植的《示儿孙等》,所谓‘悖理街奇之文勿为挂眼,诗赋四六等作亦以中正温雅为主而读之习之,而孟浪浮杂赝剿之体样切勿出口,方为有用之文,达施之具也'。在他看来,为文的最高目的是'有用',有利于政治道德及伦理教化,这是典型的儒家文论。扬雄说辞赋是'童子篆刻,壮夫不为'(《法言》),曹植也认为诗赋乃'小道'(《与杨德祖书》)。以儒学功利观为出发点,传道、载道被看成文学的第一要义。基于正统的儒家思想,李植认为'诗赋四六'的重要性不及‘经术策义',因为前者的作用只是'华国辅世',锦上添花,而后者可以让士子'知道而达于政'(《示儿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