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韩中日的医案分析17-18世纪时的韩国伤寒医学

本论文是为了分析17-18世纪朝鲜医官李寿龟之伤寒医案和同时比较当时活动于中日两国的伤寒医家医案,通过医案了解当代东亚三国的医疗倾向。为此,利用理法方药架构,分析李寿龟之《历试漫笔》和徐大椿之《洄溪医案》以及吉益为则之《建殊录》中诊断为伤寒的医案。李寿龟在伤寒临床医学上虽没有提起自己的医论,但主要收容了朝鲜医书《东医宝鉴》的见解,强调以脉诊和八纲辨证接近伤寒,并且积极利用人参,出现以温补方式治疗伤寒的倾向。徐大椿是一位尊经崇古的医家,引进汤证分类方式理解《伤寒论》,但还是重视四诊合参和六经辨证的方式来接近《伤寒论》。吉益为则也重视张仲景的著作,但通过独自的解释方式,提倡万病一毒说,否认脉诊,强调腹诊。方药的利用上,徐大椿和吉益为则都很强调严格遵守医学经典《伤寒论》的方药运用。伤寒是代表东亚医学史的疾病之一,对于伤寒的理解与治疗方式,以及依《伤寒论》为中心积累的医学知识的使用,是可以体现出三国临床医学的一面特征。18世纪以后在中韩日的医案著作里,可以确认到伤寒医学的分歧,这是反映三国医学正在建立个别地域的医学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