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西谛先生在国文系任教。待两年后我转入国文系时,先生已离校。我深悔不陔妄想做医生,否则或许有幸成为西谛先生的学生。日寇投降后,我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1946年冬去日本,次年年初把日寇从香港掠夺去的善本书107箱押运回上海,命我交给西谛先生。他派谢辰生、孙家晋两位到码头接收。为了办理辞去清损会的职务,我立即去南京,失去了拜见西谛先生的机会。
出处
《中国书画》
2004年第6期38-41,共4页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