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依托乾嘉實學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的明代文學批評,以議論具有根柢、避免鑿空之談而取信于世人。爲展示賅博而公允的權威形象,鼓吹崇實黜虚的學風士風,四庫館臣在撰寫提要過程中大量植入前人成論再繼之以定論性評價,以體現“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①的自我定位。這種實踐,在方法論層面增强了傳統書目解題的文學批評功能,也取得了可觀的實績。然毋庸諱言,由于官方學術的預設立場,這種基于前人成論和文獻考據的“客觀”批評方法,並未在其明代文學批評中真正“掃除畛域,一準至公”②。正面、理性地探討這些瑕疵,爲解析《總目》文學批評的理論意圖以及館臣“明文學史觀”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切口。以下即以館臣用力最深的明代復古派作家的别集提要爲例,對《總目》的文獻援引、文學批評以及理論意圖之間的關係進行解讀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