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古以来,我国儒家对于自然界事物求知的态度,只是为着維持他們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面子,标榜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动机既然不正确,目的当然跟着也錯了,他們祇想“多識鳥兽草木之名。”他们有神农氏尝百草以兴医学的精神,——这虽然是个傳說,却充分表达了人类知識是从实踐中来再到实踐中去这句名言的含义,所以象李时珍这样傑出的科学家却是不为儒林所重視的人物。而我国現在老一辈的动物学家,一方面或多或少受了儒家“多識鸟兽草木之名”的影响,他方面局限在由資本主义国家学来的零星片段知識基础之上,絕大部分的动物学研究工作,仅在于新种、稀种的名物記載。
出处
《生物学教学》
1959年第9期3-5,共3页
Biology Tea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