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朝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之际,也同时公开禁毁、摒弃和修改了不少存世的典籍。除此之外,还有对待图书的另一种手段,即并非内容违碍,也并非水平低劣,却因有难以明言的缘故,暗中封杀、悄悄毁弃了某些书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明代李东阳主修的《历代通鉴纂要》、康熙朝官修的《孔宅志》三种史籍,就是遭际这种另类手段封杀的典型。《读史方舆纪要》被四库馆臣用作校订史籍地理讹误的根据,《历代通鉴纂要》是乾隆帝长年喜爱阅览的史籍,《孔宅志》记述了康熙帝为江苏青浦县孔宅题写匾额和对联,引发孔宅大兴土木,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绅民狂欢的场景,颇具史料价值。但三书皆未收入《四库全书》,也未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之'存目',这其中体现出清四库馆在政治利益和学术取向上的纠结与难言之隐,由此可知清廷的文化活动和学术建设,在政治与诸多社会因素制约下,造成了相当扭曲的运行方式。
出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CSSCI
2017年第1期155-170,共16页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