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