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0年代周作人声称对'作为支那民族根本思想的儒家思想'很感兴趣,'试图描绘其未被后人歪由的本来的形态'。所谓儒家思想的固有形态,即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儒家,在周作人处实乃披着儒家外衣的个人主张,出于'复古以通今'的修辞策略。对周作人谈儒家的一个误读,在于将其坐实为思想转向,而非可调适的政治姿态。本文从引经据典的角度进入周作人在1940年代苦心经营的几篇正经文章,关注引文的出处、增删、功能分配,以及引文与正文之间的缝隙或互补关系,剖析引文背后的用心,进而揭示周作人在'无父无君'的前提下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