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與蘇軾的譏諷之作

《烏臺詩案》稿是記録烏臺詩案發展詳細過程的一份文字資料,其中保留了臺諫翻檢蘇軾詩作認爲有'譏諷'者,這種'譏諷'是臺諫扭曲與蘇詩的現實批判性相互糾結的產物。從《烏臺詩案》本身出發,我們會發現臺諫通過詩句含義具體化、誇大具體事件的政治意義、扭曲作品含義等手段人爲製造了一部分的'譏諷'之義。而結合本時段蘇軾的詩歌創作,特别是臺諫未收的部分,會發現譏諷義的認定也有一定的範圍界限性、人際選擇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熙豐年間,世論日隘的現實以及朋友的勸誡,使得蘇軾的譏諷之作也有逐漸含蓄化、個人體驗化的傾向。最後,筆者根據現有文獻材料,對烏臺詩案發生前的'沈括獻詩'一事進行了簡單考察,認爲熙寧七年沈括獻詩一事疑點頗多,難成定案。但熙寧七年沈括奉命巡察兩浙確實讓蘇軾感受到了外界的壓迫,使其創作面貌發生了轉變。但在當時的背景條件下,烏臺詩案的發生幾乎已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