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苗族村嫁妆高于聘礼的现象形成,在于它们不仅以现实的贵重奠定了新家庭开展生产生活的实践基础,而且还以丰富的象征意涵强化了当地婚姻及个体家庭的超稳定性。进而,贵重嫁妆的动力根本上并非由炫耀性或竞争性因素促成,而是长远指向创建新家庭与姻亲家庭之间多层次的、长期的、频繁的互惠网络。而其基础在于在父系社会表象背后所深蕴的,当地姻亲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中构建共同体并维系生产生活实践的核心作用。
基金
云南大学211工程四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滇越边境苗族社会结构构建与变迁研究”
中国博士后第四批特别资助项目:“滇越边境苗族族群结构与社会稳定实证研究”(201104706)
“云南大学第四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