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语》大部分文章出于各国史官的现场记载,但《晋语》若干文章和《吴语》《越语上》《越语下》是该国史官根据传闻记载的。认定《晋语》若干文章为传闻记载的理由是,史官不具备现场记载的条件。《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创造了三个吴越兴亡的版本,它们虽然在大的关节上趋同,但在诸多历史细节上存在明显差异,引发读者"哪一个版本为真"的疑问。春秋史官的着眼点是给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具备理据。《国语》表明,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都是春秋史传文本的生成方式。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不仅为战国小说家的兴起开辟了先路,而且启示诸子百家大量收录历史旧闻、故事和传说,由此催生了"说"这一文体。
出处
《学术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2期156-162,2,共8页
Academic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