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研读《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的过程中,笔者统计从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同志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时的讲话开始,一共有八次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即“四有”新人。就同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前后八次,反复强调理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深长思之。 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先后八次,指出同一个问题,而且措词使用了“主要”、“最根本”、“历来”等字眼。这不是一般的讲一讲,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例如,一九八二年,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时隔一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后来,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四有’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他根据建国前后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强调指出,搞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要向人民,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就没有凝聚力,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同“四有”教育结合?
